引用出处：傅光华. 驱动生态异变机制及生态文明建立的体制因素[J]. 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社会科学，2022年 第03月 01（61—66） 傅光华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产业发展规划院 北京 100010 摘要：根据生态学三要素分析生态的阶级性，从生态逻辑提出驱动生态异变的内在机制。忽略自然环境突变因素，驱动宏观生态异变的内在动力来自体制。体制对生态的主导作用体现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行为准则及群体作为，会以一种整体面貌表征。具有生态自觉性的体制表征的是生态良性异变。黄河流域生态变迁史从反、正两方面证明了这一驱动机制，历史上生态非友好的以农立国和单一农耕的体制是驱动流域宏观生态劣性异变的主要内因，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断积累的治理成效和逐渐呈现的生态良性异变是具有生态觉悟体制驱动的必然结果。这为评判体制的生态觉悟提供了一种方法，同时从生态学逻辑提出了生态文明建立的体制因素。 关键词：趋势；黄河流域；调节机制；阶级；生物圈；生态异变 0 引言 宏观生态学是从生态学研究尺度对群落生态、生态系统生态进行研究的生态学[1]。区域宏观生态学是指从一个区域、流域甚至跨流域的大尺度空间研究生态行为的生态学，比宏观生态学更宏观，主要通过整体和趋势性的生态现象研究生态学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异变指发生生态性质变化的趋势性改变[2]。生态学自然观提出构成生态的“自然—人—社会”三要素结合人类的社会性和社会的阶级性，决定生态的社会属性。由于在一定尺度和时空内，自然本底具有相对稳定性，而人和社会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决定了生态内涵的可变性，尤其统治阶级的主导地位及具有阶级意志的生态作为，表征区域宏观生态状态的变化实际上带有统治阶级的烙印，也就是说驱动宏观生态异变的内在动力实际上来自代表掌握资源分配权和统治权力的体制。从宏观生态水平可以反映体制的生态觉悟性，可以用于评判一种制度的绿色文明性和制度优越性。 1 方法 根据生态学原理、生态自然观和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提出并分析生态的阶级属性。从阶级的本质及统治阶级的支配地位，分析驱动区域宏观生态异变的内在机制。以具有典型代表性的黄河流域为案例，分析黄河流域历史上历经的生态退化千年史和新中国成立后生态恢复和回归的新趋势过程来验证驱动机制的合理性。 2 生态的整体性和阶级性及调节机制 2.1 生态是集自然、人和社会于一体的整体 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3]，一般主要在微观或宏观层面研究生态关系和行为，包括人—社会、人—自然等宏观关系，以及人—人、人—家、人—物等微观关系。宏观生态学是在一定空间尺度上研究生态关系和行为，研究某一区域或范围内的生态关系，区域级宏观生态是在更大范围内研究生态共性问题，寻找或总结生态学规律，为流域生态治理提供指导。 从生态学的定义可以知道，生态涵盖了生物和环境，环境又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社会由人和人组成的团体构成，因此，生态包括“自然、人、社会”三大要素，三大要素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自然是提供人和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源和空间，是生物的“摇篮”，是相对静态和稳定的，有其自身规律，在一定空间内却又相对被动，但宏观上和总体上又起根本作用，决定总体发展方向。而人和社会具有局部动态性、复杂性、智慧型（能动性）特点，一方面可以对自然施加影响，但总体上又受动于自然，另一方面，人和社会又是一个个体与整体的互动关系，人受动于社会（统治阶级及体制）。正如马克思恩格斯说的：“人首先是‘社团’，‘社团的人’，他只是在人的普遍关系中，即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物的关系中（物是由劳动加以“人化”的外部自然），才在理论上得到完成（科学）和在实践上得到完成（政治）”。如果说这一论述旨在从人的普遍关系即社会性之中来说明人的社会存在的话，那么，马克思的下述观点就是对人的社会本质的又一例证[4]：“不仅我的活动所需的材料——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于我的，而且我本身的存在是社会的活动；因此，我从自身所作出的东西，是我从自身为社会做出的，并且意识到我自己是社会存在物。”[5] 维持生态整体稳定的前提是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和谐相处，也是生态建设的目标和使命。因此，和谐与适应是生态学要的基本问题，人适应和遵循自然规律，在局部或一定空间内自然也会因人类干预或干扰发生某些变化，视干预行为的环境友好与否其结果呈现正或反两种不同的方向。人生活在社会中，社会是人的存在方式，这是对人与社会的“相互阐释”[6]。个体人组成团体，团体形成利益体，有了利益和诉求就会形成等级和阶层，进而也有了阶级。不同利益团体和阶层形成了社会，阶级是社会的主要特征。可见，生态的三要素形成有机的整体，人和社会又自然蕴含了阶级属性，这就是生态与环境的根本区别。 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提升，同时人类的生产活动、消费活动对自然界的巨大冲击，引发了事关人类命运的大问题，即生态危机问题。几千年来，引发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始终集中在人口、资源和环境几个方面。 2.2 生态危机是体系自身一种调节机制 由“自然、人类和社会”集成的生态体系，包容的是一个复杂而多样的价值体系，如，生态、经济、科学、环境景观、精神等价值，表征的是多样性和统一性相融洽的综合体。其中，生态价值是所有价值的基础，因为生物圈赖以生存的氧气、水和养分均来自自然空间（按当今话语解释是“国土空间”），由于这种资源产生于宇宙和自然过程，具有无形、隐匿、无感、持续等特征，这种先天无感性，让人类自然以为不需付出即可廉价获取，从而容易被人忽视，也容易受功利主义驱使优先耗用以获得短期的利益，这些行为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生态环境的退化，长时间的积累就会从退化到恶化，进而形成一种劣性异变（趋势性退化）。 人与构成自然界的所有物质均只是整个生物链上的一个个节点，人—社会—自然的整体性是生物圈能够存在和维持的基础，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由于人类这种高级智慧生物的能动性和主动能力，在构成生态三要素中具有天然的不受控冲动，且往往放大或高估这种主动能力，尽管在某一节点或时点，人类似乎能够左右甚至战胜自然，但放大到一定时空尺度来看，却始终难以逃脱自然规律的约束，自然会通过灾害、生态危机等方式来调节或左右发展方向，把控时空走向。所以说，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按自然规律办事，科学地利用自然资源，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社会应该遵守的准则，也是衡量一种体制是否具备生态自觉的依据。 生态环境危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表现形式[7]。首先，在人类历史的演变过程中，人类在每次科学技术进步的推动下发生社会变革时，都伴有生态环境危机的发生，人类的进步总是和自然生态环境存在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如火的使用第一次使人类开始区别于其他生物，开始了人类文明的初步探索，同时也带来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生态危机；旧石器的使用，丰富了人类获取食物的方式，使人类最终顺利渡过第一次生态危机，同时也引起了第二次生态危机，新石器的磨制和农业的诞生，开辟了人类文明，也带来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生态危机；金属的发现和广泛使用伴随着人类文明历史的整个过程，这也是第四次生态危机爆发的历史根源，目前人类正处于金属时代的后时期，也是人类社会解决第四次生态危机的关键时期。其次，人类经济活动离不开自然生态环境而存在，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环境的容量是有限的，当人类经济活动所带来的负效应超过了自然生态环境的承受能力或称环境容量时，就会引起自然生态环境的逆向演替，导致生态危机，问题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脚步始终不会停止下来，这种自然生态环境容量的相对性（有限性）和人类社会发展的绝对性（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是生态危机发生的内在根源。第三，技术进步促进了人类自身的发展，医疗技术的进步提高了新生婴儿成活率、延长了人类寿命，但也直接导致人口数量成几何级数增长。与此同时，人类需求的质量也随着人类认识水平的提高而提高。这种“永无止境”的增长总是一次次地突破因人类技术进步所增加的环境容量，从而导致生态危机的发生[7]。 自然环境是相对于地球上的生物圈而言的，尤其是人类生存空间，地球上出现了生物，事实上就有了自然环境概念，随着人类出现，这一概念就显得更突出，人类发展到群居，尤其是出现社会化分工以后，自然环境问题就逐步演化为生态环境问题，且随着人类社会化的提高，环境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局部的生态危机也随着出现，慢慢地一种“适应环境—损害环境—危机调节—再适应环境”的机制在逐步形成，人类和环境磨合成的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演替过程就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随着每一次人类社会发展质的飞跃，都从不同方面改变着人与自然环境的依存关系，使人类一次次地从与环境和谐相处到不和谐，再从不和谐到和谐发展。 2.3 统治阶级的主导性决定体制是驱动生态异变的源动力 凭借科学技术手段人类有改造自然的能动性、创造性，但人始终受动于自然，受动形式包括自然灾害、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8]。 构成和影响区域宏观生态的是人和自然，导致其生态异变的驱动力也是来自人和自然两个方面[2]。自然因素导致异变只能是地壳造山运动、地震地裂、气候环流发生非逆变性变化等大的地球物候变化，但一个区域的生态基底或本底一般或相当长时间基本处于相对稳定状态，在一定时空尺度内因自然环境突变导致的区域性生态异变可以暂时忽略。 而“人”及以人为主要因子构建的“社会”演变则比较复杂。由于人类的社会化特点，随着阶级社会的出现，人类改造自然的方式更多表现于一种群体意志，群体的最高形式就是社会团体或国家统治者及体制，通俗说就是公权力。构成生态学的“自然、人、社会”三要素中，“人”和“社会”因阶级社会的出现赋予了“阶级”属性，从而使人类的主动性和能动性发生了共振，一旦产生了统一意志，影响力会变得十分巨大，对自然的影响无法估量，从区域宏观生态面来讲，负面的力量导致生态持续破坏，正面的力量促进生态不断改善，一旦形成趋势，影响必然是大范围、长周期的，结果就是区域宏观生态异变。 因此，生态学认为，人是自然之物，也是人文之物，人生是自然与人文两方面的统一整体，但人之为人，其主导方面在于其超越自然物的方面。环境破坏的始作俑者是人，问题出在人身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最终还是需要解决人的问题。阶级出现后，引导或左右人类行为方向的主动权在拥有强权和掌握资源分配权的政治及体制（统治阶层）。撇开自然因素，导致宏观生态异变的驱动力只能是拥有阶级特权的体制因素，也就是说，体制的生态自觉或觉悟决定了宏观生态的走向，能否实现生态文明的决定因素是体制。体制对生态的主导作用体现在利用自然的方式、人的生态思维及映像的行为、社会价值取向及群体生态作为，这些众多的因素综合于生态发展过程，在一定尺度的空间和时序后会以一种整体面貌表征出来，体现的效果：一种是生态优化、良性变化、良性异变，乃至实现生态文明；一种是生态退化、恶化，甚至劣性异变。 3 黄河流域生态异变过程 3.1 千年生态退化史（劣性异变过程） 我国自古以农立国，这种格局基本上自战国后期由秦逐渐主导形成，单一农耕社会奠定了秦一统中国的基础，理念的延续叠加逐渐形成的统治阶层以农立国治国思想，是主导黄河流域千年生态退化史的内在机制，尽管这个发展历程其实质是自然环境条件决定的，是人类与自然环境非友好型博弈的结果，但能够延续几千年的趋势只有体制因素能够解释。 早在6000多年前，流域内已开始出现农事活动。大约在4000多年前形成了一些血缘氏族部落，并逐步融合形成“华夏族”，从公元前21世纪夏朝开始，迄今4000多年的历史时期中，历代王朝在黄河流域建都的时间延绵3000多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直在黄河流域[9]。 邹逸鳞等的研究表明：大致从战国中期至西汉中期，黄河中下游地区从农牧副渔综合农业的经济格局，转变为单一农耕经济格局。这种体制局面奠定后的历史时期里，农耕成为社会稳定的唯一产业观念在人们思想里根深蒂固。千百年来一直为中国人民所称颂的汉武盛世，北逐匈奴，将今天内蒙古河套地区和鄂尔多斯高原以及陕北高原、河西走廊等数十万平方千米土地，从匈奴控制下解脱过来，将汉王朝的疆土，北拓至阴山，西扩至玉门关，从而保护了原有的农耕地免受匈奴的侵扰。但是为了保卫这一胜利果实，不得不移民百万，设置50余县，在阴山、河套以南包括鄂尔多斯高原进行屯垦戍边，将数十万平方千米原先畜牧游猎的干旱区开辟成农耕区，砍伐森林，铲除草被，使原来茫茫广漠的森林草原变为耕地。鄂尔多斯的环境本来就十分脆弱，地表一经开垦，随即水土流失，遇风起沙。从近年来在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考古发现的西汉古城和屯垦遗址，说明西汉以后，这里从此被遗弃，未曾再次开垦，证明环境恶化已不可逆转[10]。 西汉以后，黄河下游平原的原始森林采伐殆尽，林地、草地基本开垦为耕地，河湖滩也未能幸免，单一农耕成为黄河中下游地区唯一生产方式。在这种农耕经济思想指导下的治国体制，直接导致无节制地开垦一切土地，并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大兴水利来增加农业单产[11]。 陈育宁等研究表明[12]，东汉以后，至公元6世纪，库布齐沙漠和毛乌素沙地已经出现，隋唐时代沙地进一步扩大；汉唐时期黄河流域农业大规模开发，天然植被被农耕取代。到公元10世纪的宋代以后，黄河流域环境恶化趋势已入深渊，留下的是黄土高原上沟壑纵横，水土流失，黄河含沙量与日俱增，下游泛滥决口连年不断，土壤沙碱化，农田被淹，城镇被毁，东部平原河流湖泊淤浅湮废；魏晋南北朝时期，虽因游牧民族的进入，单一农耕经济有所变化，但汉化是当时各民族政权的共同倾向，加强农耕经济成为政权能否站住脚的关键。所以当政权稳定以后，首要任务仍然是扩大农耕地；隋唐前期经历了华夏民族鼎盛时期，而这种辉煌就是建立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农耕地的不断扩大和向自然大量索取的基础之上。中唐以后，黄河流域长期处在战乱状态，人口逃亡，水利失修，加上中游黄土高原的长期过度开发，引起水土流失加剧，下游河湖被淤被垦，最终引起环境的恶化。10世纪以后，河患日益严重，灌溉系统破坏难以修复，整个生态环境不断恶化，造成流域经济逐渐衰落，以致近代成为灾害频发，经济贫困的地区。 从前面的梳理不难发现，我国毁林造田、围湖垦田至少有千年以上的历史。究其根本，还是在“人”，在相对有限的自然空间内，需要养活的人口却越来越多，人与资源的矛盾愈来愈尖锐，在诸多需求中，生存是第一位的，解决粮食需求成了压倒一切的优先选择，加上社会发展和人类认识自然的局限性，逐步主导社会发展的统治阶级的体制禁锢在单一农耕和以农立国之上。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历史上也存在一些有识之士对毁林造田、围湖垦田的危害提出过呼吁，统治者也曾三令五申下过禁令，最后却都不了了之。从人与自然关系这一层面考察，几千年来问题的症结依然是我们今天同样最关心的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也是生态系统三要素之间的协调问题[2]。 一般来讲，科技进步是正能量，能够提高生产效率，推动社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对于存在体制狭隘和整体发展有偏向性、且以单一农耕立国的社会，科技进步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结果却是加速了林草植被破坏的进程。随着汉唐时期农业生产工具的进步和灌溉工程的兴起，水资源被农业大规模挤占。土地生产潜力的迅速挖掘，又加快了国土容量空间耗用。这些因素的叠加，一种恶性循环的负能量在不断累积，为了生存，最终只能通过迁徙转移来获得新的生存空间。换个地方重新开始，历史和生态退化进入新一轮周期，生态退化区域也随着政治文化中心的迁移从上游不断向中下游扩展。 3.2 新中国体制生态自觉在黄河流域治理方面的展现（体制生态觉醒） 新中国的政治体制从政权建立就具有生态文明的基因。甚至在1949年前中共领导层就在思考、筹划黄河治理问题，新政权建立后，即着手开展大规模的黄河治理保护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截至1995年底，累计兴修梯田、条田、沟坝地等基本农田517万hm2，造林787万hm2，兴建治沟骨干工程854座，淤地坝10万余座，沟道防护及小型蓄水保土工程400多万处，一些地区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开始有所改善，输入黄河的泥沙逐步减少[13]。黄河的水资源在上中下游都得到了较好的开发利用，流域内建成大中小型水库3147座，总库容574亿m3，引水工程4500处，黄河流域及下游引黄灌区的灌溉面积，由1950年的80万hm2发展到1995年的713万hm2，流域内河谷川地基本实现水利化，黄河供水范围还扩展到海河、淮河平原地区。随着三门峡大坝、刘家峡、龙羊峡、盐锅峡、八盘峡、青铜峡、三盛公、天桥、小浪底和万家寨等水利枢纽和水电站相继建成，发挥了巨大的经济、生态和社会等综合效益。同时，在黄河流域提出并率先实施“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政策，黄土高原水土流失防治工作进入全面加速阶段。2012年以来，累计新增水土流失治理面积6.3万km2，年拦减入黄泥沙4.35亿t[14]。 1999年前一轮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是由黄河流域启动的，工程实施产生的综合效益和影响也主要在黄河流域。工程涉及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积达2982万hm2（合44728.7万亩）、国家投入4071.97亿元，通过10多年的建设，扭转与遏制了工程区生态恶化的趋势，多数地方生态状况明显好转，由“总体恶化、局部好转”向“总体好转、局部良性发展”转变，一些地方“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空气更清新”正在变为现实，为建设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增加森林碳汇、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了重大贡献。有效地控制住了工程治理地区的水土流失和风沙危害，带来巨大的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15]。 新中国成立后治黄70多年，除害兴利成效显著，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绩，充分体现了新中国体制生态自觉和制度的优越性。 3.3 黄河流域生态进入良性回归期（良性异变） 从数据看，新中国成立初全国森林覆盖率约为8.6%[16]。截至1981年森林覆盖率12%，净增森林面积约33万km2，加上采伐及造林更新面积约74万km2，新中国成立前30年全国完成造林绿化面积107万km2，超过国土面积的11%。尤其在黄河中上游地区，尽管造林平均成活率仅在30%左右，但通过三北防护林工程、太行山绿化工程及国土绿化工程的实施，黄河流域植被恢复取得初步成效[14,17]，至2022年，黄河流域草地、农田和森林三大生态系统占全流域面积的比例分别为48.35%、25.08%和13.46%，森林和草地盖度达到61.81%，从时间变化上看，20世纪80年代后黄河流域植被覆盖度变化可以分为3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总体上表现出增加趋势，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期植被覆盖度波动较大，2004年后植被覆盖度持续增长[18]。 相关研究表明[19]，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植被覆盖在2000年以后明显变好，且黄河中下游植被覆盖增加最为显著，整个黄河流域植被覆盖指数增加幅度达36.6%。其中，上游流域（兰州站以上集水区）1982-2022年增加了22.8%；中下游流域增加43.9%。近年来黄土高原输沙量的锐减，其主要原因也是造林绿化增加了下垫面的植被覆盖率，遏制了因降水产生的水土流失，减少了输入河流的泥沙[20]。张艳芳等研究指出[21]，从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和标准化降水—蒸散指数（SPEI）来看，黄河源区2000年以来总体上均呈波动上升趋势，即植被覆盖状况略有好转，干旱程度有所降低，黄河源区总体而言气象干旱呈现出缓解的趋势。在时间上，这一结果与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实施高度契合。 4 结论 a.生态是由“自然—人—社会”构成的动态平衡的复合系统，是一种整体化的、具有内在联系的有机体，各要素之间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由“人”构成的群体是形成社会的基础，社会的出现产生了阶级，人和社会决定了生态的阶级和社会属性。人类的阶级属性及统治阶级的体制能力作用于三大要素集于一体的生态，决定“人”的因素在生态变化中的关键作用。具有生态自觉性的体制对生态的主导作用表征出来的是生态良性异变，没有生态觉悟的体制表征的是生态劣性异变。 b.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按自然规律办事，科学地利用自然，才能使自然长久地为人类的生活和社会的发展服务，反之，积累到一定程度，会以生态危机的形式进行调整。黄河流域几千年来的生态退化趋势（劣性异变）及交织的生态危机过程就是例证。只有从系统性、整体性思维出发，用生态观重塑人类的价值观，采取一种合乎生态的相处方式，才是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c.统治阶级的意志融合于体制，在一个统一的行政权力范围内，执政体制在生态异变中具有主导性，引导或左右人类行为方向的主动权在拥有强权和掌握资源分配权的政治及体制。体制对生态的主导作用体现在利用自然的方式、人的生态思维及映像的行为、社会价值取向及群体生态作为，这些众多的因素综合于生态发展过程，在一定尺度的空间和时序后会以一种整体面貌表征出来。 d.黄河流域生态变迁史从反、正两方面证明了生态学原理的实践价值，历史上非生态友好的以农立国和单一农耕的治国体制是驱动流域宏观生态劣性异变的内在机制，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断积累的治理成效和逐渐呈现的生态良性异变趋势是具有生态文明基因的体制驱动的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 [1] 阎传海，张海荣. 宏观生态学[M]. 北京：科学出版社. 第1版，2003年1月1日 [2] 傅光华. 生态文明建立的体制因素——区域生态治理理论与实践[M]. 北京：林业出版社. 第1版，2021年12月 [3] 于贵瑞，王秋凤，杨萌，陈智. 生态学的科学概念及其演变与当代生态学学科体系之商榷[J]. 应用生态学报. 2020-11-23 [4] 复旦大学哲学系. 西方学者论《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稍》[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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